通讯员：张玮琨  摄影：周衿瑶  责任编辑：王博 舒年春

2026年5月28日上午，慧源哲学茶座第464期暨解释学讲座第36期在东五楼432会议室举行。台湾大学哲学系佐藤将之教授以“《中庸》的复合词概念和思想结构探析”为题，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讲座由王博老师主持。归伶昌副教授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周衿瑶博士与谈。

讲座伊始，佐藤教授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并说明了这项研究的缘起与主要问题意识。他系统地梳理了近现代学界关于《中庸》成书时间的四大主流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庸》成书于战国时期，出自子思及其后学之手；第二种认为全书由先秦原文与秦汉增补内容拼凑而成；第三种将之视为汉代杂糅之作，在文本内部思想上缺乏一贯性；最后一种则认为其形成于秦代，并在文本内部保有着统一的思想脉络。佐藤教授提出，在综合运用了文献考证、用词研究等方法后可以看出，《中庸》并非子思一人所著，而是历经多代增补汇编，最终成书于秦汉之际或汉代早期。

接着，佐藤教授详细讲述了他的论证思路。在《中庸》成书时间的贞定问题上，可通过与秦代碑刻、汉代史籍与出土简帛文献等相对照，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用词、用语习惯中寻找依据。《中庸》中“车同轨、书同文”“舟车所至，施及蛮貊”等文句，与秦始皇琅琊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大一统表述高度契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的表述，也和李斯焚书议、秦代反复古的时代思潮呼应。以此观之，《中庸》的文本的形成受到了秦汉大一统时代环境影响。

随后，佐藤教授指出，《中庸》对复合词的使用方式是其成型于秦汉之际或汉初的力证。通过对比郭店楚简《缁衣》及《坊记》《表记》等被认定为子思所作之文章的用词特征，可以发现这些篇章与《中庸》的用词习惯存在明显差异。先秦文献复合词多为“名+名”“形+名”结构；而《中庸》中则出现了五十余个独特的复合词与用词方式，包括大量诸如“戒慎”“恐惧”“中和”等双形容词构词，“聪明睿智”等四字叠构复合词组，以及“怀诸侯”“赞天地”等“动词+复合宾语”的构词法。此类词汇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极少出现，大量通行于两汉时期。其中“废国”“舟车”二词尤为关键——先秦诸侯之间的攻伐多言“灭国”，汉代因诸侯废爵除国制度才普遍使用“废国”一词。同时，先秦北方儒籍单用“车”少见“舟车”并举，“舟车所至代指天下疆域”则是汉代政论文典型写法。因此，《中庸》相关表述更加接近于汉代天下一统的疆域认知。

最后，佐藤教授将《中庸》的第二十章与《孟子》“离娄”等篇目中的文本做了深入对照。他指出，《孟子》多使用单字“友”，而《中庸》统一改写为汉代常用复合词“朋友”；《孟子》中的“思诚”重在践行反思，《中庸》则发展出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等超出《孟子》文本原本意涵的表述。据此，《中庸》文本必经过后世改编增补，其具有显著的晚出特征。

基于以上结论，佐藤教授进一步揭示了《中庸》作者的政治意图。他认为，不同于先秦诸子立足于诸侯争霸的治国构想，《中庸》以天下已然大一统为立论前提，所要构建的是适配秦汉大一统帝国的伦理秩序。其以“诚”为核心修身纲领，贯通了个体修身与天下治理，试图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全书兼顾日常可行的修身工夫与宏大治国理想，充分吸收荀子的礼学思想，并回应了先秦道家修养论的理论挑战。

在与谈和提问环节中，归伶昌副教授高度肯定了佐藤教授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该方法对中西文本成书年代的考订与思想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衿瑶博士简要总结了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认为佐藤教授不仅在文本的解读上独具慧眼，更充分注意到并开显了文本与时代背景、政道治道之间的联系，深具启发性。

在交流讨论环节中，佐藤教授与在场的师生就《史记》中对于《中庸》流传状况的记录、《中庸》作者的学派归属、《中庸》的写作特色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