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摄影：程梓函   责任编辑：袁辉 舒年春

2026年3月27日9:30，慧源哲学茶座第453期（喻家山德国哲学系列讲座第42期），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咨议室（D5-432）举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德烈•哈曼（Andree Hahmann）应邀作题为“康德与斯多葛学派论自由”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袁辉副教授主持，哲学学院归伶昌副教授和易刚副教授与谈，多名师生参与本次讲座。

在本次讲座中，哈曼教授就康德哲学中“自由”概念与斯多葛派“命运”（Fate）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度探讨。通过系统梳理康德从前批判时期到批判时期的自由观演变，尤其是他如何吸收与改造斯多葛派的命运与自由思想，哈曼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康德对自由和必然概念之思考的复杂性和延续性。

讲座开始，哈曼教授回顾了康德所处时代的哲学背景。1743年，克鲁修斯敏锐察觉到沃尔夫对充足理由原则的无限制应用导致了斯多葛派“命运”观的复活。这种“命运”被定义为一种不可更改的事物关联，其中时间上在先的原因必然决定后续结果，这最终会让自由意志不复存在。

在早期的《新阐释》中，康德接受了克鲁修斯关于“认识根据”与“现实根据”的区分，他试图通过区分“自然的机械必然性”与“基于主体动机的自发倾向”来保全自由。他认为，自由就是主体行动的根据取自主体内部的知性而非外部强迫，主体在行动中可以在多重动机中进行自发决断，由此道德归责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康德在形而上学讲座中首次提出了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关键区分。实践自由被定义为一种能够独立于感性刺激之必然性的能力。康德借鉴了斯多葛派爱比克泰德的思想，强调即便在物理条件受限时，实践自由（即对自身情欲的统制）依然可能。与之相比，先验自由则被提升到了“绝对自发性”和绝对无条件的高度，即作为行动的最初起点，完全独立于所有时间上的先行原因。康德意识到，如果自由仅在于实践自由所说的内在原则的驱动（如时钟或转肉机），那它依然是由知性动机或感官冲动所唤起的和有条件的。真正的自由必须是先验的，尽管这种先验自由在人类理性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它是道德归责得以可能的必要假设。

有趣的是，在后期著作如《论俗谚》《论永久和平》中，康德重新引用了塞涅卡关于命运的著名诗句：“命运引导愿意服从的人，拖拽拒绝服从的人。”哈曼教授认为康德此处的“复归”并非退回到前批判时期的决定论，而是基于批判哲学通过区分现象界和本体界调和了必然和自由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康德在后期将斯多葛派的“命运”升华为“神意”（Providence）。这种命运不再是盲目的必然性，而是一种指向目的论的理性秩序。它保障了人类在充满冲突的感性现实中依然向着永久和平与最高善好的目标演进。这体现了斯多葛派“顺应神意而生活”与康德“历史目的论”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与谈交流环节，易刚副教授就斯多葛派的“自由意志”概念，康德的“倾向”、“动机”、“刺激”概念与哈曼教授进行了交流，并就主体能否从“意识到的独立性”推出“事实的独立性”以及现象和物自体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疑问。归伶昌副教授就康德的“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之关系与一致性，历史目的论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不同作用等问题与哈曼教授进行了讨论。其他师生还就斯多葛派的命运决定论与牛顿机械决定论的联系与区别，康德的实践自由和随机自由（indifferent freedom）的区别，康德与希腊化-罗马哲学的内在关系等问题与哈曼教授展开了交流。

最后，主持人袁辉副教授对哈曼教授的精彩讲演表示感谢，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