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苏国鑫  摄影：蔡颖春 周睿宁 刘羽童 熊露梦  责任编辑：白发红 舒年春

2026年5月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林月惠教授，应邀于东五楼432室作题为“‘异议’的再议——近世东亚的‘理学’与‘气学’”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廖晓炜副教授主持，朱人求教授、王博老师担任与谈人。归伶昌副教授、张与弛老师、白发红老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肖雄副教授、龚开喻老师，及来自哲学学院、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数十位本硕博学生参加了讲座。本次讲座主要围绕台湾学者杨儒宾的专著《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展开，深入探讨了“理学”与“气学”的关系、体用论与相偶论的理论分歧，并对近世东亚反理学思潮进行了细致的学术史梳理与批判性反思。

讲座伊始，林月惠教授首先介绍了此次讨论的问题缘起。她指出，杨儒宾于2012年出版《异议的意义》一书，从东亚儒学中的反理学思潮切入，尝试凸显长期被主流宋明理学所遮蔽的“气学”面向，并赋予其积极的理论意义。林月惠表示，该书出版后在两岸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而近年来学界围绕“气学”的讨论亦持续升温，例如李存山主持的“中国气学通史”研究、郑宗义《从宋明理学到当代新儒学》对于张载气论的讨论，以及丁为祥《天理与良知》对于宋明理学价值观问题的重新思考，都表明“气学”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林月惠教授幽默地将杨儒宾教授宏大开阔的研究喻为“泼墨画”，而将自己严密细致的书评与回应喻为“工笔画”。她指出，有别于大陆学界张岱年先生以降的“唯理论、唯心论、唯气论”框架，以及港台学界牟宗三的“三系说”和劳思光的“一系三型说”，杨儒宾提出了儒学理想类型的分析，抽绎出“体用论”与“相偶论”两种思维模式。杨教授主张，先天型的气学能够涵盖后天型的气学，理学的体用论可以消纳反理学的相偶论，但其推论的终点在于认为“相偶论是体用论的基础”，即互为主体性为主体性奠基。对此，林教授明确表示，赞同体用论可以涵盖相偶论，但从根本上反对杨教授主张的后半段，她强调应当是“主体性为相互主体性奠基”。

在此基础上，林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杨儒宾提出的“先天型气学”与“后天型气学”之区分。她指出，杨儒宾认为大陆学界所讨论的“气学”主要属于“后天型气学”，而他本人则试图进一步凸显“先天型气学”的意义，并以罗钦顺、刘宗周、张载等人为代表，强调“气”不仅具有自然意义，更具有超越性的形上内涵。对此，林教授认为，在宋明理学的分类架构中，需要严格区分“气学”与“气论”两个概念。所谓“气学”，应当是以“气”为理论系统中的首出概念；而“气论”则只是思想家对于“气”的一般论述。她强调，宋明理学家普遍都具有“气论”，但未必都构成以“气”为核心的“气学”。因此，“气学”是否能够在宋明理学内部取得独立的理论地位，仍需进一步讨论。

围绕这一问题，林教授重点讨论了罗钦顺与贝原益轩两个个案。她指出，杨儒宾之所以将罗钦顺归入“先天型气学”，主要是从其工夫论中“理气为一”“即理即气”等表述出发，认为其“气”已具有创生能动性。但林月惠认为，罗钦顺关于“理气为一物”“就气认理”的论述，本质上仍属于朱子学内部对于“理气不离不杂”问题的修正，并未脱离理学的基本框架。因此，将其直接视为独立于理学之外的“气学”，仍有待商榷。

在讨论“体用论”与“相偶论”时，林月惠特别分析了杨儒宾关于“互为主体性”的观点。杨儒宾以清代阮元和韩国实学家丁若镛为依据，试图建构一种“相偶性的伦理学”，即强调二人相偶的“交互主体性”先于内在的主体性。林教授敏锐地指出，阮元与丁若镛在此问题上实为“貌合神离”。阮元讲“二人相偶”，其推导逻辑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仍是由己及人，并未忽略主体性。丁若镛讲“二人为仁”，则是建立在“尽其道、尽其分”与“性嗜好说”的基础上，以“恕”为存诚之方；更为关键的是，丁若镛保留了“修身以知天为本”的超越性向度，这与清代考据学派缺乏超越性有着本质差异。

紧接着，林教授澄清了学界主流观点对理学主体的误解。她指出，宋明理学的心性主体绝非西方身心二元论语境下“孤立独白的主体”，而是一个“十字打开”、不断向上向外开放的主体。 理学家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强调的是心性的“主宰”，而非对情欲和身体的“宰制”。若按相偶论的逻辑，将道德仅仅奠基于人伦之间的合理交互，取消了形上学或宗教的超越性奠基，必将面临严峻的道德难题：道德的基础若仅诉诸社会化的结果，将如何避免道德的相对主义？在气化整体思维下实然与应然不分，道德的批判性力道又该如何产生？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林教授对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进行了整体性反思。她认为，杨教授的论述虽具思想启发性，但在考察东亚文献时存在“见林不见树”的问题。中国、日本、韩国的反理学思潮各自孕育于不同的思想风土。阮元批判的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日本丸山真男模式将古学与反朱子学等同于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近代性追求，但实则古学更多是面对其国内“国学”的挑战；韩国的丁若镛更是提出了“精之以心性之学，纬之以经济之业”的“脱朱子学”转向。林教授呼吁，从事东亚儒学研究不能因后发先至而忽略差异性，必须保持客观冷静，深入文本与历史脉络。

在评议环节，廖晓炜副教授高度评价了林教授兼具宏大理论视域与入微文献辨析的“工笔画”典范，认为其从概念溯源到哲学检证对杨儒宾原著构成了强有力的学术挑战。随后，朱人求教授在与谈中指出，“反理学”这一概念在思想史建构上难以成立，早期学者如张岱年先生提出“气学”有其特定的时代意识形态与信仰背景，我们在同情理解的同时，更应像林教授这样回归文本。他强调，宋明理学的“道体”思维旨在应对佛教挑战，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体用框架，不应被相偶论的主观理论预设削足适履。王博老师则试图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为杨儒宾的书进行补充。他提出，某些自然哲学家思想中“气”的本体论地位是否被传统框架所低估？相偶论聚焦横向互动，是否正是为了解构历史效应中过度张扬超越性所导致的压抑？并就王船山思想能否为杨的物论与气学提供支持向林教授请教。

针对两位评议人的见解，林教授进行了真诚而深度的回应。她向朱人求教授补充了体用概念的中古渊源与理学范式演变，并重申了丁若镛在重构心性关系上已实质性地“脱离”了朱子学传统。在回应王博老师时，林教授坦言杨儒宾教授在后续讨论中已将气学向“物论”与天道论方向推进，试图将方以智、王船山连为一系。

在热烈的互动环节，苏国鑫同学就道德规范性的奠基标准及如何借鉴日本对现代性的反思提出疑问。林教授援引孙歌教授对于“亚洲意味着什么”的最新探讨，阐释了日本学界在“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张力中对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史进程。傅羽同学则从现象学视角出发，指出杨著中对胡塞尔“交互主体性”概念存在误用，该概念本意在于确立超越的知识而非道德实践。林教授对此深表赞同，她指出当前学界在化用西方哲学概念时往往缺乏对原初问题域的聚焦，并高度评价了日本京都学派以及国内部分学者在现象学与中国哲学深度融通上所做的踏实工作，强调中国哲学研究必须“两条腿走路”，在化用西学时必须明辨其限度与初衷。

历时近三个小时的讲座思想交锋密集、学术张力十足。最后，讲座在在场师生长达数分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