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车家昊 摄影：徐希 责任编辑：陈刚 舒年春

2026年6月13日-14日，第九届“中德科技哲学论坛”在武汉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承办，《哲学分析》杂志协办，来自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林茨开普勒大学、汉诺威大学、慕尼黑大学等，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会议，大家围绕科学技术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哲学前沿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由开幕式、主题报告、圆桌讨论和闭幕式组成。

开幕式

6月13日上午8：30，会议准时开幕。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陈刚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张明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林季杉致辞。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王巍教授委托，复旦大学黄翔教授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致辞。

张明新对与会专家表示欢迎，介绍了华科大文科发展的特色与成就。他表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技是推动文明前行的引擎。中德两国都拥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与强大的科技实力，哲学交流与科技合作更是两国人文往来、学术互鉴的优良传统与亮眼名片。本次论坛延续历届论坛的交流初心，聚焦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现代技术伦理、科技发展与文明演进、前沿科技的哲学反思等核心议题，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

林季杉院长表示，德国思想界拥有强有力的批判传统，而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类福祉为依归。她指出，中德科技哲学对话正从学术探讨迈向实践合作，本次论坛将进一步增进双方学术交流的友谊。林季杉强调，科技哲学已不仅是事后反思，更应以前瞻性视角回应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伦理挑战。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长期深耕德国哲学传统，与德方合作密切。论坛为期两天，涵盖科学建模、AI哲学等议题，为跨文化学术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黄翔教授对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的精心组织会议表示感谢。他回顾了洪谦与石里克之间的学术渊源，指出在当前全球科技变革背景下，中德哲学交流尤为重要且正当其时。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主题报告

13日上午9：15，主题报告正式开始。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汉诺威大学Paul Hoyningen-Huene教授的报告以《抽象模型在物理学、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作用》为题，聚焦多学科抽象模型的解释机制。他依托萨科达-谢林（种族）隔离模型，假定模型能够为现实世界提供最佳可能说明，通过八步分析框架，得出结论：稳健抽象模型的作用即梳理出演化理论、广义相对论等理论或弱种族偏好等机制的不能直接推论出的非显见的说明结果，为解读抽象科学模型的说明价值提供了全新思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谢梦珍（受张志会研究员委托）的报告以《从反常到范式重构：大科学装置中实验反常现象的哲学反思》为题，着眼大科学装置的实验反常现象与范式革新，将系统性反常划分为数据、装置、物质三类。该研究颠覆了工程调试仅排查故障的传统认知，指出调试是认识论试探，可推动技术与理论协同演化。大科学装置能够生成全新实在范畴、参与科学事实建构，其独立探索价值，可为基础科学原始创新提供全新的工程认识论支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方在庆研究员以《重审维也纳学派：从基础主义到科学多元论》为题，试图纠正将逻辑经验主义视作失败基础主义的片面认知。结合前沿研究与经典著作，他指出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价值并非知识还原，而是在康德体系崩塌后重构科学理性。该学派开启的重思科学、逻辑、经验与现代性的关系议题，至今深刻影响当代科学哲学发展。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Alfred Nordmann教授的报告以《环境的前瞻性模型构建》为题，首先区分了两类科学模型：表征模型以贴合现实为标准，侧重描述与预测；前瞻性模型聚焦实践可行性，无需贴合现实、可供复现。他以康提基探险（Kon-Tiki expedition）案例佐证其逻辑，并指出环境建模重在调控实验条件、拓展行动可能，彰显了工程科学独特的实践认知逻辑。

华中科技大学陈刚教授的报告以《双螺旋：不可观测实体的发现》为题，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作为案例，深入探讨科学实在论争议。他梳理基因理论的演进历程，驳斥不可观测实体无法认知的观点，认同结构与实体皆实在可认知的立场，以多层科学证据回应悲观元归纳（Pessimistic Meta-Induction, PMI），证实不可观测科学实体可获得可靠证实。

武汉大学朱志方教授的报告以《人工智能时代：区分人与机器》为题，从AI时代人机区分难题出发，剖析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等主流理论的判定局限。他指出，理想机器人虽具备超强算力与数据处理能力，却无法复刻人类的情感与意识体验。同时，法律道德等社会属性、原创性科学假设与创新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核心特质，最终构成了人与机器的根本边界。

华中科技大学叶金州副教授的报告以《人工智能哲学中的概念通货膨胀》为题，探讨人工智能哲学中的概念通货膨胀问题。他认为，理解、意识、意向性、能动性等人类哲学概念在未经充分检验的条件下被用于AI系统，会出现外延膨胀、内涵稀释与类比漂移三类乱象。这类问题源于在人类心智与社会实践的语境中锻造的哲学概念与AI系统之间存在范畴错配，若不加检验则可能催生伪争论。对此他借鉴概念工程并提出三重修正，以应对概念通货膨胀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新技术条件下哲学研究范式可以从概念考古学转向概念建筑学，主动规范AI哲学的概念使用体系。

山西大学陈敬坤教授的报告以《罗素的泛心论和AI意识》为题。Arvan and Maley提出，如果泛心论成立，奠基于数字计算的AI不能形成完整连贯的宏观现象意识，这可视为中文屋论证的当代版本。David Chalmers对此提出反驳，他引入建立在有限状态机之上的组合状态自动机，认为如果有限状态机中的状态转换例示了现象意识，那么任何开放物理系统的状态转换同样例示了现象意识。Arvan and Maley坚持主张：如果微观泛心论不虚，那么宏观意识通过微观-经验的物理集成当能实现，表现为神经系统内连续的电化学信号。据此，陈教授认为：数字人工智能同样有产生宏观意识的可能。

复旦大学黄翔教授的报告以《论人类实践中的二维规范性》为题。劳斯（Joseph Rouse）基于生态位理论提出的二维规范性，指出人类实践兼受自然因果与社会文化规范的约束，二者并非相互排斥、不可相互还原。他借两场学术论战剖析学界分歧，指出：诸多科学实践哲学争论，根源是对自然与规范关系的误读；而处理二者关系的恰当方式：一方面是秉持非还原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坚持本体论层面的自然主义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规范主义的兼容。

有六位德国学者通过ZOOM线上发言。勃兰登堡工业大学Cheryce von Xylander博士的报告以《生态信息图：1953年创制的一款现代建模工具》为题。她以1953年H.拜尔《地理图集》为例，探究生态信息图所蕴含的地缘政治记事的叙事结构的复杂性。生态信息图可将繁杂环境数据可视化、简化地球学科模型，但并非单纯的信息工具。其视觉设计暗藏精巧叙事结构与多重语义，融合地缘政治维度。需跳出表层信息视角，深挖其叙事逻辑与价值表达，正视其多元学术意义。

慕尼黑大学Stephan Hartmann教授的报告以《基于类比的还原：一种非演绎的理论间整合模型》为题，针对传统的理论还原（Theoretical Reduction）的缺陷，提出类比还原的新概念。传统的理论还原观点以高层理论可由底层理论推导出来作为还原标准，难以契合许多科学整合的重要历史。他结合BCS超导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等物理学案例论证，跨理论整合多是迁移不同领域的概念、结构与解释框架。在完备理论约束下，类比推理可实现有效的理论融合，完善了经典还原论，更新了学界对科学理论整合的理解。

慕尼黑工业大学Emma Cavazzoni（与Sabina Leonelli）博士的报告以《虫与梨：超越统计学视域的数据模型阐释》为题，跳出数据模型等同于统计模型的传统认知，探究数据建模和算法构建中的非统计推理形式，如生物学参数、数学变量的选择等。研究指出，生物学中数据模型的构建与运行，受研究者的选择、研究对象的生物学属性、大规模AI系统中所用模型牵涉到的计算限制、要求与结构等多重条件制约。她们结合梨园虫害监测案例，对比两种不同的建模路径，深挖数据模型背后丰富的认识论内涵。

14日的主题报告于上午8：30正式开始，主要集中于科学哲学和科技政策两个领域。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刘世杰报告与导师张瑛教授的合作成果，以《意义导向音乐治疗中意义的生成机制探析》为题探究意义导向音乐治疗的运作机制。该疗法依托三维价值帮助个体建构生命意义，音乐凭借符号意义承载价值内涵，与语言共享具身认知基础。传统语义、语用理论难以解释音乐意义的流动与主体间性。研究引入共振理论，将意义视作人与世界、人与人动态调谐的过程，为音乐治疗的临床机制提供了全新语言哲学依据。

林茨开普勒大学Julian Reiss教授以《说明悖论相关近期研究述论》为题，围绕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说明悖论，报告自己2012年发表的研究说明悖论的论文所引发的大量关注和批评及其对题为“说明悖论的解决——最终的尝试”（Alex Rosenberg）的批评论文的回应。该悖论包含三难困境：经济模型均偏离现实、部分模型具备说明力、唯有真实描述才可完成说明。以“柠檬市场”模型为例，他反驳Rosenberg的相关论证，指出其忽略弗里德曼“假设无关论”。Reiss提出，经济说明依托某种“世界观”（相互强化的信念复合体）展开，说明仅需现象契合模型结构，模型无关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假，与日常经验的比较不能证伪模型，这重新界定了说明的判定标准，由此说明悖论坚如磐石、未被解决。

苏州科技大学马翰林副教授以《为自然与动物发声：同一健康框架中对非人类主体代表的一个制度主义分析》为题梳理了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的三阶段发展脉络，该理念主张人、动物与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广泛相互联系的整体。他从制度视角分析非人类主体的代表机制，区分了两种代表模式：借用人权范式话语的自然普遍主义和界定监护权责、配套可追溯执行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具体责任主体的准公民权模式，他认为后者更能切实保障自然与动物在同一健康体系中的有效代表与权益保障。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涓老师以《世界主义资本及其滑铁卢：阿诺德·索末菲1928年上海之行》为题分析了物理学家索末菲1928年访沪遇冷的历史个案。彼时国内科学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兴起，此次冷遇表明索末菲身陷外方统治的“双轨场域”，既与本土知识分子追求“知识主权”脱轨，又与教育权的复兴脱轨。这揭示了科学跨国传播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为当代国际学术交流提供历史反思。

武汉大学陈波教授以《贝纳塞拉夫难题与弗雷格“第三领域”的可通达性》为题，将贝纳塞拉夫难题拓展至弗雷格的思想“第三领域”，识别出弗雷格思想的主要缺陷：依赖语言、认识论上的不可通达性、思想结构的非融贯性，并提出弗雷格思想的修订版本：思想是由语言中介的、主体间性的实体，既保持了弗雷格思想的核心特点即反心理主义，又解决了贝纳塞拉夫难题所提出的可通达性挑战。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段飞以《社会种类的跨世界决定结构：锚定、奠基与现实世界优先原则》为题，聚焦于战犯、货币、婚姻等社会种类的形而上学基础，系统考察了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的“锚定-奠基”模型与沙弗（Jonathan Schaffer）的“仅奠基”观点（Grounding-Only View）。两类框架因缺乏排他性约束，存在跨世界判定冲突与解释不确定难题。对此，他提出现实优先性原则，赋予现实世界制度框架形而上学优先权，在保留跨世界解释力的同时消解多重判定悖论，完善了社会种类的本体论判定体系。

勃兰登堡工业大学Lora Koycheva博士的报告以《机器人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与范式的未来走向》为题。对西方人类学、科学技术社会研究及人文学科与机器人学的相遇方式进行了批判性回顾，考察了“机器人”这一概念如何栖居于大众话语与集体想象之中，以此历史视角为出发点进而追问：面向未来，无论是在探寻人类世界建构中关于具能动性的物质客体（agentic matter）的新想象、新实践、新语汇与新范式方面，还是在重新定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这一进程中的实际作用方面，我们的下一步应当迈向何处？最后，Koycheva以两个问题作结：我们该如何实现从“为机器人创造范式”向“机器人作为范式”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意义何在？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Sadegh Mirzaee博士以《人类表征模型抑或服务人类模型：计算机在认知科学塑造进程中的作用》为题对认知科学中的计算机模型展开探讨。传统表征主义以源靶对应关系定义科学模型，这套逻辑适配化工仿真等可清晰映射现实的模型，却难以解释神经网络，其内部数值结构不具备对外在现象的对应表征意义。结合两种前沿建模理论，他提出计算模型促使学界跳出表征保真的评判标准，从实践功能维度重新界定科学模型的本质。

清华大学王巍教授以《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为题反思社会科学哲学核心议题：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之争。当下博弈论代表的个体论占据主流，而网络社会学、结构实在论等学派秉持整体论立场。基思・索耶（Keith Sawyer）提出的非还原个体论承认个体是唯一实体，却反对纯粹个体研究路径。王巍教授借鉴生物学哲学非还原论证，倡导方法论多元主义，力求融合两种研究思路，化解二者长期对立的分歧。

华中科技大学张若愚副教授以《科学基础性的五重维度：“基础研究”概念辨析及其政策意涵》为题，针对学界与科技政策中定义模糊的基础研究，提出五维度分析框架。基础性分为互不还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实践、概念、价值论五类，分别对应物理、数学、应用学科、哲学、艺术，混淆不同维度易产生认知偏差。但国内常说的“应用基础研究便”则是一种新的融合方式。这套划分可为AI治理等跨学科研究提供评判标准，张若愚副教授主张使用基础研究概念时需明确对应的维度，避免笼统评判带来的误解。

达姆施塔特大学朱颖妤博士以《科技理解：倡导一种技术解释学》为题。她指出现有研究偏重客观科学解释，忽视了兼具主观与语用性的科学理解。参照德雷格特（Henk W. de Regt）的框架，可将科学理解划分为依托专业实践的理论理解与面向外在现象解读的现象理解两大类型。结合彼得・克罗斯（Peter Kroes）等人的技术解释理论，能够清晰辨析技术解释与技术理解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证实二者无必然绑定。借助可供性概念，朱颖妤博士认为技术理解本质为人与技术之间整体性的意义交互，可以据此搭建技术诠释学框架。

华中科技大学胡靖波老师以《化解相容论困境》为题，针对当代相容论的理论困境，他指出主流的理由回应性自由观，与法兰克福案例形成冲突，打破了“无选择即无自由”的传统原则，动摇了可供选择原则的理论基础。他评述现有修正方案的内在理论缺陷，指出其无法根本化解悖论，并提出全新综合性解决方案，通过区分自由能动性与自由行动两大概念，以“能力—表现”关系完成类比论证，厘清二者内在逻辑。该方案有效兼容经典案例直觉与传统自由理论，为相容论两难困境提供全新破解路径。

与会专家学者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点评与提问，现场洋溢着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

圆桌讨论

本次圆桌汇聚中外科学哲学学者共论学科转型。Paul Hoyningen-Huene教授指出分域哲学高度专精，但宏大基础议题遭冷落，宏观科学哲学仍具备重要现实价值。成素梅教授结合国内科创需求提出，点明人工智能为中国科学哲学研究带来全新契机，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能够拓宽国内学科研究边界。Alfred Nordmann教授、方在庆教授反思欧美研究碎片化、脱离人文历史的弊病，并重估库恩跨学科思想的深远意义。Julian Reiss教授指出科学客观性是欧美当下的核心争论，他批判欧美行动主义科学哲学，部分研究预设政治立场，损害学术中立，肯定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中立。陈刚教授提出物理学革命范式是实现科技突破的关键参照，原创创新均依托底层范式革新，当下学科需要坚守科学求真内核。

闭幕式

圆桌讨论结束后，陈刚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他表示，此次论坛的主题报告涉及了科技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展现了与会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专业的学术见解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科学理论不断发展、技术工具不断更新的今天，科技哲学领域的学者应当秉持严谨的治学精神，为科技哲学理论的丰富持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