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胡志康 匡梦婷)6月23日下午,由我校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高端学术对话活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的国际对话:历史回顾、现实透析与未来前瞻”举行,同时开通线上直播。这是国家治理研究院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七个一”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欧阳康教授与马来西亚国会下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原交通部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展开高端对话。对话会由我校华中智库副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杜志章教授主持。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副主编吴兰丽,以及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20余位博士研究生和线上60余位国内外学人参加了活动。
欧阳康介绍了国家治理研究院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举办的“七个一”系列学术活动,希望能够通过本次对话多方位深入探讨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提升精神自觉。他尤其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与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非常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多次互访并参与支持相关的学术会议。翁诗杰作为非常优秀的海外华人领袖,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具有很高的声望,对马来西亚的学术发展,尤其是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一些重要时刻对中国的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
此次对话分为六个部分: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历史进步与思想创新;第二,如何看待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对世界和亚洲文明进步的贡献与未来责任;第三,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变局及其提供的机会与挑战;第四,如何看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关涉中国问题的各种言论;第五,如何看待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和作用;第六,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历史进步与思想创新
翁诗杰首先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衷心祝贺。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两弹一星到天宫一号空间站;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个世纪的砥砺前行,造就了如今神州大陆的繁荣昌盛。在2020年的百年大疫考验中,中国的治理模式优势突出,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在自身尚未摆脱疫情之前中国主动为其他受疫国家提供医用物资,充分体现出大国担当和大国胸襟。同时,中国的复兴招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抗中集团的无理反扑,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实际上只能为中国的“去美元化”和“科技的赶超美国”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面对围追堵截积极部署是必要的,当前关键的考虑是如何将中国的优势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这种与技术转移相似的“中国智造”模式,在落实中应该着重中外合作、在地研发,让外方有参与感、分沾光环,从而为中国地缘政治加分,赢得外方好感。
欧阳康从中国同自身比较、同相关国家比较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变化三种视域来阐述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历史中的探索、变革与创新及其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百年的努力,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就其底线是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中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其高端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发展进步的最大的特点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全面地由中国人自主掌控,这种发展路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自主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升。与此同时,欧阳院长强调,中共百年之际,既要看到成就,以增强自信,也要看到问题,以保持清醒。例如,对中国的发展中的GDP要保持辩证态度,在人均GDP和GDP的耗能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总体上既要看到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关注潜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
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对世界和亚洲文明进步的贡献与未来责任
在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对世界和亚洲文明进步的贡献与未来责任的问题上,翁诗杰认为关键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循序推广落实,这一理念在亚洲的有效推进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互信、互谅、互助的机制平台。出于当前国际形势多以区域性的共同利益挂帅的考虑,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亚洲的推进可以按区域之分来命名,比如建立“环南海命运共同体”“环印度洋命运共同体”等。在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从各国实际需要出发,加强海上安全、渔业等方面的合作,深耕公共卫生、减贫扶贫、数字经济、地方治理等领域,加强社会人文的深度交流。通过具体抓手落实,使合作方有获得感,就能将西方鼓吹的虚无缥缈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比下去。
欧阳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既是在解决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独立和繁荣富强问题,也是在为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独立和繁荣富强作重要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和平作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助力,为各国人民幸福生活提供便利。他强调,在地缘政治越来越突出的局面下,处理地缘政治问题时既要有历史的视域也要考量现实利益的交汇,警惕域外势力的干预,各个地区的事务应该由这些地区的国家的人民来讨论,来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涉及到世界和平和全球共同发展,也可以各地区的命运共同体方式构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繁荣,只要以尊重历史、现实以及各国利益的客观立场,以友好合作互赢的方式来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国和各地区就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积极贡献。
当前世界变局及其提供的机会与挑战
就当前世界变局及其提供的机会与挑战而言,翁诗杰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酝酿多时,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催化世界变局的“最后的一根稻草”,国际秩序正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美国的霸主地位一去难返,中国多维崛起已经是事实。中国现阶段正确的选择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循序推广落实,将“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同时配合软实力的厚植和对疆域尤其是南海水域主权争端的审慎处理。中国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应该以境外听得懂的语言和道理来阐述“中国故事”,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亲切可爱。
欧阳康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百年变局中推进的,一方面顺势借势用势,将世界格局演变转化为中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促进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谋势造势促势,推进全球治理变局的发展,由长期的跟跑,到逐渐与一些发达国家同行,现在在局部领域领跑,也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当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保证人类文明在未来的健康发展,欧阳院长提出了三个全球正义问题,如何在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中为各个国家发展保留必要和足够的空间问题,如何保障政治话语权的问题,如何保障国际组织的正当权益。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将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激发和暴露,并促使其加速演进引领着后疫情时代发展,解决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更加合乎逻辑和世界正义的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关涉中国问题的各种言论
关于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关涉中国问题的各种言论,翁诗杰以G7峰会为例,指出七国集团峰会是因为拜登总统想让美国重掌西方世界领导权并将之重塑成另一个“反华抗中”平台而召开的,其中拜登总统的“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本质上是刻意把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需求绑上美国的意识形态战车。同时,多国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东海和台湾地区问题的言论都离不开受欧美资本掌控的国际媒体和智库在舆论风向上的诱导,尤其是对华问题的评论分析,他们互相引述、转载,失实地捏造、诬赖,目的是营造一种全球反华、堵华的氛围和风向,从而妖魔化中国。这是一场争取全球人心的信息观感战,依靠的是软实力的较量和媒体话语权的运用。
欧阳康梳理了美国对华态度的历史变化,从1971年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到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比较平稳、友好发展的态势,双方都从中获利,但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美国对华态度逆转。他指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态度转变的背后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第一,这些国家是否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的思想,希望继续以剥夺他国利益的方式保持自身发展;第二,在评价世界正义、公平、合理性时是否存在双标或者三标、多标的问题,从根本上违背国际公平正义原则;第三,是否存在狭隘的国家利益驱动甚至集团利益驱动的问题,违背国际合作原则。他分析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发表的的各种涉华恶劣言论,可以看出他们既违背基本的事实,也违背科学精神,还违背国际道义。这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能否将未来的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正义的原则基础之上,而国际正义是全球治理的根本性基础。
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和作用
对于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和作用问题,翁诗杰指出,亚洲既有中国经济复兴,又有新兴经济体比如东盟与印度等的相继崛起,未来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潜能,而潜能优势的发挥必须基于区域和平,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欧阳康认为,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可以作出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最关键的是所有的国家尽可能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第二,以合作共赢方式直接地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第三,要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和共同繁荣的亚洲,并以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谊与合作
在中马友谊合作方面,翁诗杰认为,首先,双方的友谊与合作不能只限于政府的互动与合作,还有更广的民间交流空间可供深耕;其次,中国在推进马来西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利用数字经济与绿色科技新基建等优势,带动马来西亚正需要的新动能、新基建发展;再次,人文交往方面,中国可以走出华人圈,对各个语种、各种宗教、各个民族同时展开柔性交流;最后,信息传播方面,中国要厚植当地的知华、友华人脉,让更多的当地社团、媒体、意见领袖和智库深度了解中国的国情,进而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的得力伙伴。
欧阳康表示完全赞同翁主席的提议,他认为,中马两国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友谊和国际合作优势,应该努力保持长期以来的信任友好心态和战略合作机制。未来可以在国家层面加强战略谋划,在民间加强交往合作基础,同时在智库层面加强合作研究。他提出就“一带一路”的马来西亚实践专题与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得到翁诗杰的积极响应。
原文链接:http://news.hust.edu.cn/info/1008/422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