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陈胜龙 徐嘉欣 李浩宇  摄影：徐嘉欣  责任编辑：舒年春 林季杉

2024年6月27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十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卓新平先生应邀做客华中科技大学慧源哲学茶座第383期，讲座主题为“新时代运动与东方精神”，本次讲座在哲学学院博闻厅（东五楼429B）举办，由哲学学院林季杉教授主持，哲学学院数十位师生和其他哲学爱好者等参与。

图：讲座全景

讲座伊始，卓教授指出“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作为“文化转型与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其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社会的兴起时值得关注。“新时代运动”，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并迅速在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辐射开来，是一场全球性的关涉物质与精神存在的讨论，其最大亮点是对东方精神的关注、对比和吸纳。它对西方科学传统、西方哲学传统和西方宗教传统都产生了冲击和影响。接下来，卓教授从“新时代运动”的思想渊源、理论代表和其与东方精神的关系三方面展开了讲座。

图：卓新平教授

卓教授认为“新时代运动”的思想渊源有三。其一为基督教革新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宗教复兴运动领袖施韦登堡（Emanuel Swedenborg）根据《圣经》传统所提出的宗教改革或灵性复兴。其二为浪漫主义、生态主义思想，二者有着密切关联，倾向神秘直观、强调整体把握自然，可追溯到英国诗人兼艺术家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反传统意向和文化创新思想，其创作具有非理性、非传统、以及重神话、重象征的特点。其三为通神学、神智学及人智学，源自施韦登堡的“新教会”理论促成了18世纪西方通神学思潮的兴起和流传，该思潮以强调神智、秘传和灵修为特征，喜欢标榜东方神修的经历，其论著多与印度教、佛教、道教等东方宗教的对话沟通相关联。

接着，讲座进入第二部分，即“新时代运动”的理论代表。卓教授提出，“新时代运动”呈现表面多元而无序，实质暗有默契之势，涉及的问题广而散，没有比较清晰的逻辑性和哲学思辨，是一种现代科学发展与古老灵性精神的奇特糅合。谈及的代表人物有卡普拉（Fritjof Capra）、玛丽莲·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格罗夫（Stanislav Grof）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卡普拉的基本思想框架中，有“范式转换”与“趋同”、阴阳“五补”、“寻找智慧”、“新物理学”、“东方神秘主义”等关键词，由此将以这些关键词作为其学术基础的物理学与其神思向往的东方神秘主义精神加以“有机”结合，即可从中窥见其理论架构的基本形态。玛丽莲·弗格森主要关注大脑结构、作用及意义的探究，其代表作《宝瓶同谋，我们时代及个人社会的聚变》就表达了宇宙及人类社会进化的意趣，以及人在其中的参与。其思想基于突出阳与阴、西方与东方、鱼文化与水文化间的对比，指出时代将会流变，并预言西方时代行将结束。格罗夫对“新时代运动”的贡献是引导人们重新回返内心，拓展并深化人的心理探寻，创造全息呼吸法，并致力于探究人类意识的终极境界，以宗教现象为研究重点，广泛接触禅宗、印度教、金刚乘佛教等精神训练。其思想特色在于扩大了对意识、心理的认识和发展，从外在回归内在，思考及发掘人之“原初”能力，突出整体论、全息论、超越论的意义。贝特森的贡献：一是提出精神并不只是属于人类大脑的产物，而乃万物存在之间的关联，突出精神的关系网络之能动、联动(联觉)意义(人工智能，机器精神)，二是倡导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念，三是主张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四是从西方认识之还原论走向整体论及其关系论。

图：主持人林季杉教授

在讲座第三部分“新时代运动”和东方精神的联系中，卓教授进一步澄清了“新时代运动”的概念及其价值定位。指出“新时代运动”并不专指某一具体的新宗教，也不是某一明确的“膜拜团体”，而是代表着目前精神走向的一股新思潮、新动向，更多地体现出某种新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性质，而其社会形态则处于一种“类宗教”或“准宗教”之状态。在“新时代”运动的各种表述中，其对“宗教性”或“精神灵性”的回归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特别拓展了对东方之“道”尤其是中华之“道”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对其“万物有机、整体蕴道”的高度认同。而且，这种认知不再是仅仅作为补充西方智慧的次要元素，而被视为一种“范式的改变”、“时代的转型”之根本性革命，并为其重新认识中国、看待并对待中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最后，卓教授强调，当我们处于新时期东西方博弈的关键时刻、世界文化处于转型关口、而中国在出面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我们应从一种整体思维的视角，从全球范围的发展来系统、全息地审视这“新时代”运动，抓住其思想文化发展之“新”。

在场师生就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接受等问题展开了自由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图：在场部分师生合影